杨昌栋博士，1897年出生于福建平潭县苏澳镇梧井村。他一生笃实好学，务虚求实，既是一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好教师，还是一位“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好牧师，更是一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好公民。
敢为人先，教书育人
杨家世代务农，一家人均是基督徒。自幼聪颖的他，家境虽然清贫，但父母仍节衣缩食供他求学。在他5岁那年，他入学私塾，14岁就读于福清融美学校，17岁入福州格致书院，学校因其家贫但学业优异，便给予其学费资助。1925年从协和大学毕业后入燕京大学攻读神学，1928年获得神学硕士学位。1933年秋，赴美国新泽西州耶鲁大学留学，仅用一年时间就修完全部课程，获社会学博士学位。他孜孜不倦地求学深造，与“教书育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4年，杨昌栋学成回国，担任福州协和农业职业学校校长。他到任后力持该校勤工俭学的优良传统，不仅使得许多贫苦学子得到就学机会，也为福建农业培养了一批批技术人才。1938年，他兼任福建协和道学院院长职务，那时的他敢为人先，另辟蹊径，大胆地把当时的道学院学制改为5年制，让学生们第一年在道学院学《圣经》，第二、三年到协和农业职业学校学习农业课程，第四、五年再回到学院学习神学，可以说他是倡导“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先人。而这样的教学改革，使得道学院的学生更能适应在农村的传教活动。
1941年，日寇侵犯福建沿海地区，美国卫理公会在福建及附近沿海各县所办的10所中学联合组成“卫理联中”，杨昌栋任校长。后来“联中”先迁往福州闽清，再迁至南平顺昌。国难当头，面对经费缺乏、设备简陋等问题，他率领师生克服困难，勤俭办学，发展生产，自力更生。先后从台湾引进良种羊，并亲自饲养，使之成为福州最优良的品种。1942年秋，他专任道学院院长，1944年秋，道学院迁回福州，并更名福建协和神学院，他继任院长。他一面与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合作，一面与福建协和大学以及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合作，开创了福建联合办学的先河。
1947-1949年，当时国内正值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国民党政府面临日暮途穷的境地，协和大学也处于风雨飘摇、难以维持下去的情况中，原校长辞职移居美国，当时实在也无其他人既有足够的学历资格又有在教会中较深的渊源能当此任，大家纷纷劝说杨昌栋接手此一重任。出于对母校的热爱，为了莘莘学子，为了唯一一所综合性大学能继续开办，他决定前往就任福建协和大学代理校长。他努力团结全校师生员工，协调学校同政府、教会等各方面的关系，维持学校教学环境以利于发展教育事业。他独具慧眼，聘请郑作新、严叔夏等著名教授，加强师资力量，选派优秀学生及优秀青年教师到美国深造，其中就有我国半导体专家林兰英、著名昆虫学家赵修复、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员林一、福建师大金之铭、林恩卿等人。
不仅如此，杨昌栋还积极从事农村改造工作，提出“学校要联系农民，教育服务农村”的教学方针，获得许多农民的一致好评。1948年12月，正值时局动荡，学校被迫关停，他请辞休息。杨昌栋解放前三十年时间里一直献身教育事业，热爱祖国人民、热爱家乡。他以洋为中用的态度来研究历史、研究社会，目的是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来改造社会。
忠心良仆，以爱先行
除了“杨校长”的标签，杨昌栋还有另一个身份——牧师。基督化家庭教育的影响在他的求学之路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1924年，在协和大学读书时，他一面读书，一面在教务科工作以勤工俭学，他常记得一句名言：“没有属于人的东西和事情我可对之外行”，因此更奋发学习人文科学。在协大时，他与一位教师非常友好，还经常一同到农村布道，决心献身为教会工作。1926年秋，他入燕京大学宗教研究院深造，其硕士论文《基督教在中古欧洲的贡献》后经补充、修改成书（约40万字），被收入《燕京宗教学丛书》，于1936年由上海广学会书局出版，又于2000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再版。该书对基督教在中古欧洲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贡献进行了系统研究和全面阐述，其史实资料丰富，为国内外同类课题难得一见的优秀专著。
燕京大学毕业后，1928年杨昌栋便赴平潭苏沃教堂担任牧师，并建立了一些分堂。1933年秋，他赴美留学，其博士论文《对中国福建平潭农村社会调查及其改革方案》的内容将中国文化和基督教信仰相结合，论文写作期间杨牧师深入到美国15个边远山区农村教区，10个农村黑人学校及2个农村社会活动中心做社会调查，汲取其勤奋努力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的成功经验并开展学校与社会教育的方法研究，杨牧师提出平潭地区提高人民道德与精神物质生活水平的具体方案，并且从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与基督教的信仰中找出理论根据，他指出耶稣本身即成长于劳动人民之中，他所讲的比喻融于渔、农、牧副业中，他能具体地指导门徒如何打渔以得到最大的收获，耶稣到处布道为人医病，传福音给贫穷、饥饿受压迫的人。他主张中国传统文化应与基督教的信仰精神互相补充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文中还对中国农村的家庭、生育、人口、教育、卫生、文化、劳动、技术、生态等方面提出许多改革设想。
1950年秋，他同300多位中国旅美学者及留学生一道乘轮船回国后，专心做教会工作。他的一生在信仰上不断追求，每天读《圣经》从不间断，他强调《圣经》的重点是新约，而中心是耶稣基督，耶稣福音的中心就是“爱”，对他人所发泄的不满，他也总是宽慰他们：“因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要万事学会忍耐。”他反对报复与论断他人，他甚至教导子女们：“你认为该帮助的就去帮助，切不可企求报答，你所帮助的人也许某一天恩将仇报，也没关系，施比受更为有福，彼此相爱的世界，就是天堂。”对于神学教育，他十分推崇效法使徒保罗的榜样，他虽有权利受信徒的供奉，但他总是坚持自己做工（就如圣经中的保罗边传福音边织帐篷为业）养活自己，不给教会增加经济负担。他主张牧师可以兼任教师，可以带领信徒办农场，办畜牧场或其他有益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以达到教会自养的目的，并作为示范提高当地农民的农业科学知识，改良农作物的品种。
据他儿子回忆，在家庭生活方面，杨牧师从来不骂小孩，每天带领全家进行家庭礼拜，唱诗、祷告、分享；他为人幽默风趣，热情待人，喜欢与人探讨神学问题；比较喜欢用一些科学的知识来解释属灵的知识；对欧洲的历史非常了解；喜欢篮球、排球等运动，饲养鸡、鹅、狗、兔子、羊等；一天到晚扎在书堆里面，博览群书、学术专注、言传身教。子女们对他的印象：要多做实事，少说话。他育有三女一男都学有所成，多在医疗和教育事业上有巨大的贡献。一代家风，铸就几代传人。在他晚年任天安堂主任牧师时，他仍事无巨细地关心过问教会事务。即使杨牧师已经八十多岁了，但他从不缺席每一次的学习或工作会议。1983年4月24日，即使他已患病厌食、呕吐、足肿，但因预定了在花巷堂讲道，他还是在家人的陪同下前往，作了题为《护庇在主恩翅下》的最后一次证道。
前赴后继，公而忘私
杨昌栋牧师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自己身上始终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液，永远记住自己身上所承担的使命。
1919年，杨昌栋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他回平潭联合进步青年学生上街游行，宣传抵制日货，揭露贪污官吏、土豪劣绅与奸商朋比作恶的卑鄙行径。这次运动的参与让他意识到，唯有发展教育，才能增长人民的知识，唤起人民的觉醒，除去蒙昧无知，才能提高一个民族的地位。从此，他便立志为教育事业而献身。平常在家里他经常开茶话会邀请学生参加，听取他们的意见。有的学生是地下党员，国民党想对他们进行处理，但杨昌栋认为教育事业是神圣的，不应受反动政治干涉，坚决不予理睬。在协职、协大都出面保释或掩护这些进步学生，也经常受到一些无理取闹的谩骂，而他依然泰然处之，实践他的信仰，“骂你的为他祷告”。杨昌栋就是这样一位是非清楚、黑白分明、爱国忠诚的教育学家。
杨昌栋任协和大学校长时，正值国民党统治风雨飘摇、民主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当局向各大学校提供录有地下党嫌疑的“黑名单”，并警告学校不得招收或需开除这些学生。面对“白色威胁”，杨昌栋毅然拒绝，他说：“我们是教会学校，学生是共产党或是国民党，与我们无关。”有一天夜里，学生发现整个校园都被军警包围，杨昌栋迅速起床，叫醒所有教师保护学生，绝不让军警进入。他曾对一位投身地下党工作的学生说过：“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你们都是我的孩子，我的职责就是帮助你们把书念好，以后服务社会，贡献国家。”他无时无刻都将学生放在第一位。
1949年，杨昌栋第二次赴美进修，但是他绝不盲目地崇洋媚外。他时常教育子女，除了要去留学，否则没有必要到美国去，中国人的事业应当立足在祖国的土地上。解放后他在美国听到许多国内的谣言，很多好友都劝他留居美国，但是他热爱祖国，心系亲人，一听到共产党廉洁奉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与事迹，便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毅然决然地选择回到这片他所挚爱的热土。1950年秋，他同300多位中国旅美学者及留学生回国，受到党与政府的热烈欢迎与接待。回国后，他就专心做教会工作。他先后当选福州市政协委员、市人民代表和福建省文史馆馆员、卫理公会福州年议会主席。1954年他参加全国基督教代表会议，1956年、1960年、1980年连续担任福建省及福州市第一、二、三届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和全国委员，1981年担任福州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总干事，1980年至1983年担任福州天安堂主任牧师等职。他积极拥护吴耀宗先生所提出“三自”爱国运动的主张，认为教会应当合一，要超出宗派的狭隘观念，真正实现“自治、自养、自传”。
杨昌栋先生用自己一生的言传身教，给学生留下了不平凡的榜样，也为他的信仰做了荣耀的见证。就“教师”身份来说，他身体力行地做到了“俯首甘为孺子牛”；就“牧师”身份而言，他始终谨记《圣经》的教训“非以役人，乃役于人”；而身为“中国公民”，他更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为祖国贡献己力。历史不会忘记每一位时代的伟大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