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旭1898出生于福建省罗源县飞竹乡洋头村，谱名家聪，字位福，英文名为Kwang-HsuMichaelChang。父亲是中华圣公会古田县天一堂的传道，作为家中长子，时年八岁的他就随父迁居古田，青年时期远赴英美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据罗源文史资料记载：张家八子被誉为“罗川八骏”，而张光旭为八骏之首），1943年10月10日，在广西桂林圣约翰堂被祝圣为福建教区第一位华人正主教。
张主教一生跨越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大历史阶段，经历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艰难岁月，他生性善良、胸襟宽广、平易近人，是一位温文尔雅、极富学者风范的主教，无论见了谁，脸上总是挂着微笑，所以学生们都亲切称呼他为“微笑主教”。他曾任福州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福州汉英书院英文教师，兼任福建协和大学董事长以及三一中学、陶淑女中、寻珍女中和塔亭医院的管理者等职务。他不仅是民国期间福建教会的重要领导人，也是解放前私立教育事业的领军人。新中国成立后，张主教担任全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福建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福州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名誉主席，当选为福建省人大代表和省政协委员。
福建教会“领头羊”
第一次世界大战尾声（1918年春），青年张光旭远赴美国俄亥俄州哈尔兰学院深造，翌年9月转入肯扬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和神学，1921年6月获肯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8月回国并担任福州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福州汉英书院英文教师。1932年3月1日，被派立为福建教区闽侯支桥南牧区三一堂牧师。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1940年圣公会福建教区选派张光旭赴英国牛津大学圣彼得学院攻读研究生，并在伦敦圣彼得教堂担任牧师，开始了半工半读的旅英生活。期间，中华圣公会接受英国教会的邀请，派遣正在英国深造的张光旭为英国两大主教之一的约克大主教的“圣侍牧师”，作为大主教在主持礼仪时的顾问。1940年2月，张光旭学成回国并出任圣公会福建教区高级神学院主任。
1942年初，中华圣公会会督院派何明华主教到福建监选，张光旭被选为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主教。同年9月，日军侵占福州，他将福建教区办事处迁往古田县新义山。1943年10月10日，中华圣公会在广西桂林圣约翰堂为其举行祝圣仪式，升任张光旭为福建教区正主教（会督），为福建第一位华人正主教。
1948年2月至12月，全球普世圣公会在英国举行第八次“兰柏会议LambethConference”，会议由坎特伯雷大主教主持，郑和甫、陈见真和张光旭三位主教代表中华圣公会出席此次盛会。会后，张主教应邀在见证国王加冕和皇室婚礼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讲道，时任王储的伊丽莎白二世在台下聆听并通知全国收听他的演讲广播。他每次讲演都以其精辟的见解、准确的语音、优美的辞令惊服四座，有些学者还误以为他是英国本土的文学家。会后，伊丽莎白二世要为他举行皇室茶会，他认为不必如此破费而予以婉辞。
1949年春“兰柏会议”结束后，张光旭主教应美国圣公会邀请，于基督受难周前后在美国作一个星期的演讲，获得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先生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并要高薪聘请他出任该校的教授。是年5月福州临近解放，张主教因心系福建教会：“这个时候，谁都可以留下来，唯有我这个领头羊不行，家里还有很多羊嗷嗷待哺呢！”遂果断谢绝艾森豪威尔校长盛情之请，毅然于5月21日离美回国，继续主持福建教区会务。由其回国后着手重译的圣公会《公祷书》，足足刊印了六千多册分发给各教区信众。此爱国爱教之举，解放后获得各方普遍赞誉。
福建协大董事长
1921年回国后的三十年中，张主教每年至少一次与福建协和大学（FukienChristianUniversity,1916-1951，简称“协大”）的师生见面并演讲。1932年起，他被协大董事会特邀为董事，并推选为董事会书记。1945年3月8日，在闽清县六都召开的福建协和大学董事会特别会议上，他被选为协大董事长。张主教出任协大董事长期间，也为我国培育了大量的人才。
1951年1月，中央教育部决定将协和大学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两校合并成立“福州大学”。4月12日，在福州魁岐原协大校址举行“福州大学”成立典礼上，张主教代表福建协和大学董事会把“协大”顺利地移交给人民政府新设立的福州大学校务委员会（由许彧青任主任，严叔夏和王世静任副主任），圆满完成了神圣的历史使命。
福建“三自”好榜样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指出：“中国基督教会要成为中国自己的基督教会，必须依照‘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的精神，使自己健全起来。”1950年7月28日，吴耀宗、邓裕志、赵紫宸、刘良模、涂羽卿、崔宪详、陆志韦、陈芝美、丁先诚和檀仁梅等40位中国基督教领袖联名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公开信，并征求各地基督教徒签名。《人民日报》在1950年9月23日全文刊登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史称“三自宣言”，标志着中国基督教彻底摆脱外国差会的控制，彻底割断了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朝着“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方针，走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
1951年7月，张主教代表福建教区正式电告英国圣公会并宣布：“割断与帝国主义在组织上、经济上的一切关系。”同时，他又以圣公会福建教区主教的名义，数次致信各教区同工同道，号召圣公会福建教区所辖的福州、闽侯、古田、屏南、建瓯、建阳、崇安（今武夷山市）、浦城、松溪、政和、连江、罗源、宁德、福安、寿宁、霞浦、福鼎、福清、莆田和仙游等13个支区20个县市，约一万名信徒参加“三自革新宣言”的签名活动。
《三自宣言》
根据张主教当年的学生陈兆奋教授回忆：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自从张光旭升任正主教，福建教区才真正实现“自治”——其在任十八年时间里，除了自己担任大主教外，其他行政职务中的会吏总、支区主席、校长和院长都是中国人，而英国籍牧师、教员和医生都在中国人领导下工作。
1951年10月，福州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处成立，张光旭主教为主任；11月，他在《福建日报》上发表专门文章，批判“宗教超政治”的错误思想，阐述了“三自革新”的重要政治意义。这篇文章对于巩固一年多来福建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的成果来说，其积极作用不可低估。
1954年，张主教出任全国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常务委员。1956年6月，他担任中国基督教国际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同年，福州基督教三自爱国会正式成立，张光旭任名誉主席。1958年，他担任福建省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筹备会主任；1961年又担任福建省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主席。曾先后被选为福建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福建省第二届委员会委员。
1973年5月12日，张光旭主教因病辞世，享年76岁，安息主怀！
百年回眸，斗转星移，张光旭大主教的一生在跌宕起伏的历史洪流中，恰似一股清泉，恩流群生，润泽草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