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市晋安区鼓岭有一处门牌号为“宜夏梁厝138号”的地方，矗立着一座仿西洋建筑风格的别墅形建筑。这里曾经居住过万拔文（英国圣公会传教士、曾任福州三一学校校长）、恒约翰会督（曾任福州三一学校校长、中华基督教圣公会福建教区主教、福建国际红十字会会长），就是在这看似平常的石木屋中发生过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恒约翰会督，1879年2月17日出生在爱尔兰都柏林，自幼天资聪慧、多才多艺。1901年，他从都柏林三一学院毕业，获神学硕士学位。1902年10月，他受都柏林大学福建布道会差遣到福州，被委任至霞浦服务。1912年三一学校成立（今日福州外国语中学前身），他任该校校长。自1918年起，他被推选为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会督。
1922年，中国各地掀起了“反基督教同盟运动”并持续多年。当时圣公会恒约翰会督就强调中国教会主权应归属华人，举荐华人为主教才是正确之举。在当年教区年议会时，选举陈永恩总会吏为副主教，1927年“诸圣日”（11月1日），陈永恩在上海“诸圣堂”被祝圣为福建教区第一位华人副主教，当时福建选派十多位代表前往参加祝圣典礼。1924年11月1日，苍霞基督教堂举行奠基典礼，参加信众1500多人，会吏陈永恩主持典礼，省长萨镇冰亲临祝贺，恒约翰会督证道，盛况空前。恒约翰会督在福州一直工作到1940年才退休，由舒展继任福建教区主教，舒展逝后由张光旭主教继任。1951年恒约翰会督著作《福建记忆》出版，1958年7月7日恒约翰会督与世长辞。
在陈兆奋老先生（现住大根路7号）的记忆里，他的父亲陈为信与恒约翰会督有着很深的渊源。至今在鼓岭当地八九十岁的老人们，大都还记得当年福建国际红十字会救死扶伤的故事。1938年5月13日，日军占领厦门后，随即把侵略矛头指向福州地区。福州先后两次沦陷，许多政府官员纷纷内迁，而年事已高的恒约翰会督却依然选择留在福州担任福建国际红十字会会长之职。日寇铁蹄蹂躏福州时，他在仓山施埔的真学书院（今师大学生街一带）筹建了难民所，收容各地难民，保全许多无辜百姓免受日寇凌辱。1941年4月18日，日军又轰炸仓山龙潭角东方冷水厂，死伤多人，这些伤者都被送到只有4位医师的塔亭医院（今福州市第二医院的前身）急救。塔亭医院英籍院长黄约翰与福州的三位“陈医生”（陈宗盘、陈颂盘、陈为信）连续在手术台上奋战36小时，争分夺秒与死神赛跑，把许多伤病员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与此同时，由恒约翰会督创立的福建国际红十字会决定在施埔总部通知各避难所接收中国难民，并将救援物资送往各大医院。福建国际红十字会急救队在黄约翰院长与华人总务医师陈为信负责带领下，佩戴国际红十字会臂章，车顶上罩着白底红十字旗帜，以防敌军误袭。他们顶着枪炮，穿梭于战场之间，把药品、食物等运往城内、台江的各家医院、学校和难民所。在战后非常困难的时期，施铺的福建国际红十字会指挥部和乐群路上的英国领事馆，都成为联合国救济总署福建办事处，负责救济当时战争中的难民。
日军第二次攻占福州时，占领了福州各大医院。陈为信建议黄约翰院长与他一起穿上白大褂，戴上恒约翰会督分发的福建国际红十字会臂章，亲自与日军交涉。通过翻译，日军说：“这所医院是英国敌产，我们要接收。”陈颂盘院长答：“这个医院是中国人的医院，我是院长，他是医生，没有外国人。”当时日军很凶，提起马刀向院长威胁说：“你屋顶粉刷的是英国国旗，还有什么话说？”紧急关头，陈为信医师改用一口流利的日语与日军交涉说：“这座屋顶刷有英国国旗的房子是过去英国人捐赠的。”又指着另外一些房屋说：“这座房屋是日本三井一太郎、大阪船务株式会社捐赠的，那座是德国、意大利、墨西哥、比利时等国侨民捐赠的。”并指着臂章说：“我们是国际红十字会会员，执行组织宗旨。”而后，日军把马刀放进刀鞘又说：“我们有病你们为我们治吗？”陈为信医师说：“一视同仁。”通过艰难的谈判，塔亭医院终于被保住了，成为福州第二次沦陷期间唯一留守并正常运转的医院。1945年5月18日，日军退出福州，塔亭医院内一片欢腾。1945年10月，时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亲自将一面题刻“见义勇为”的牌匾赠送给塔亭医院，以表彰抗战期间该医院与福建国际红十字会为抗战事业所作的突出贡献。
恒约翰会督和他创立的福建国际红十字会带领着中国基督徒医生在抗日战争期间解救中国难民的大爱行为，正是国际人道主义的完美展现，体现了“博爱主义”，尊重个人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承认人的价值和尊严，把人当做人看待，而不把人看做工具。恒约翰会督把中国同胞当做好朋友一样看待，他怀揣着中国心，深爱着中国人，在朋友落难时绝不袖手旁观，绝不在伸出援手时夹杂私利，这就是“博爱主义”，彰显了人本精神和天下情怀，闪耀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含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