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初，一个叫做庐隐的瘦小姑娘在文学界崭露头角，她擅长诗歌、散文的创作，在小说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作为“五四”时期一位重要的作家，她用创作实绩奠定了自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冰心、林徽因一同被称作“福州三才女”。
成长经历：与基督教结缘
庐隐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福建省闽侯县南屿乡人，1898年出生于福州。父亲是前清举人，母亲是未曾读书的旧式妇女。适逢祖母去世之日出生的她，被家族视为不祥之人。3岁时随父亲举家迁往湖南赴任。6岁时父亲去世，遂随母寄居于供职京师的舅父家中，但她依然被家人冷落。9岁那年，庐隐被送到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慕贞学院，过着敝衣疏食的生活。在这期间，她信仰了基督教。1912年，她考试上了北平女子师范学校，并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性格逐渐开朗起来的她打破了厄运，把自己从不幸的童年生活中拯救了出来。
1916年，庐隐在毕业后的两年内辗转于北京、安庆、开封等地的中小学任教。1919年她以旁听生的身份考入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1921年，她的第一篇小说《一个著作家》在《小说月报》上刊出，之后《海滨故人》《云欧情书集》《或人的悲哀》《曼丽》《云海潮汐》《玫瑰的刺》《象牙戒指》等优秀作品陆续问世。这些作品使她在文坛上名声大振，成为“五四”时期享有盛名的女作家。
精神慰藉：虔诚信仰基督教
从小在家里不得宠的庐隐在九岁时被送去教会学校，也许当时的她未必明白这其中的意味，但陌生的环境和心灵上的无助，无疑都对年幼的她造成了深深的伤害。在那期间，她的脚长过疮，几乎使她成了残废；后来又因肺管破裂，吐血不止。大病过后的庐隐从信仰中获得了精神的慰藉，并虔诚地信仰了基督教。她说：“唉，我那时弱小的心，是多么空虚，我的母亲不爱我，我的兄弟姊妹也都抛弃我，我的病痛磨折我，因此我为了这些而哭，我感动的哭，我这空虚的心，在这时便接受了上帝。”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关爱的她，把爱寄托在了她的信仰中，并渴望从中得到现实中所缺失的爱。她虔诚地礼拜祷告，并认真地向家人宣传基督，她说：“上帝是这世界上的唯一救主，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了罪，被上帝逐出乐园，所以我们这些人生下来也都有罪，除了信耶稣，不能逃出地狱。”这时候信仰对于她来说是心灵的依托，精神的支柱，但这并未得到家人的认同。年幼的庐隐虽然只是为了找寻本应由亲人那儿得到的爱，为了获得家庭本应给予她的庇护，但是她对基督的信仰无疑是真诚的。
文学创作：博爱与宽恕的基督精神
庐隐始终对基督教保有认同感。她认为科学能解释的仅限于物质上的问题，而心灵上的慰藉需要通过宗教信仰来完成。她所推崇的基督教文化，如：平等博爱、牺牲奋进等精神，成为她在思考社会问题与人生价值时的特有视角，并表现在文学创作中。
庐隐的小说处处凸显博爱与宽恕的基督精神，在对平等与博爱的表达中，女性个体意识逐渐明晰。在基督里，上帝的子民都是自由平等的，无贫富贵贱之分。“基督教文化孕育了西方近现代的个性解放、个性自由意识。”这种精神渗透在庐隐的创作中，她在人生问题、妇女解放问题上特别注重人的自由与平等，强调女性与男性有一样的平等权利。《海滨故人》里露沙们对人生存在意义的叩问和迷茫；《象牙戒指》里沁珠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和执着；《或人的悲哀》中的亚侠在爱情与人生奋斗中的苦闷。这些在“五四”时期觉醒了的女性，努力争取个体存在的自由自为状态，寻找个体存在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庐隐在创作中释放自我的情感的同时，也探索着人生价值、妇女解放等问题，并把宗教作为解除精神危机、抗议现实苦难的途径，其笔下的不幸者往往在彼岸世界为生命寻找依托，以得到继续生存的勇气。她吸收了基督教中“原罪”的观念，创造了不少忏悔者的形象，例如小说《蓝田的忏悔录》中直接以忏悔录的形式，书写了主人公蓝田在婚恋中的不幸遭际。这种内心努力摆脱罪恶之感的灵魂搏斗，使她的作品洋溢着一种深沉的悲剧色彩。如果悲伤的基调是她作品的外衣，那么处于社会文化转型时期所表现出的困惑与挣扎的女性意识则可以说是她作品的主心骨。
庐隐的作品常常努力表示下层社会的悲苦人生，她以具有基督精神的语言，揭露并谴责社会的黑暗和冷漠的人性，对苦难中的不幸者表示深切的怜悯。在她的作品中也常常出现“上帝”“可怜的小羊羔”等基督教色彩的话语。《一封信》写穷苦人家的孩子梅生被折磨致死，庐隐这样写道：“直到第二天的阳光重新照到这个破屋子来的时候，那微弱的小羊羔面上露着笑容，因为她已经离开这污浊的世界、人间的地狱，到极乐园去了！”小说《西窗风雨》描写六岁的孤儿寿儿成为富家丫鬟，在折磨中死去，庐隐说：“上帝仍旧是仁爱的。”
庐隐小说中常以具有牺牲精神的救世者来表达对世间罪恶的宽恕之情。基督正是通过在十字架上代替世人受罪、牺牲自我来使世界获得拯救。《余泪》中，由于战争太过残酷，白教师决意上前线担当上帝的使者，“用基督的名义唤醒他们罪恶的梦”，最后在战场上感化别人的同时却饮弹而亡。
命途多舛的庐隐在漂泊无定的生活中酿就了倔强、不苟于世俗的性格，激烈的反叛和直白的宣泄，使得对遭遇挫折后的失望和痛苦更为敏感，她希冀于精神上的寄托。1934年5月13日庐隐因难产而去世。在她的葬礼上，“脑袋旁安睡着她的九部遗作，脚头放了个十字架”，并请牧师读经。这虽是在世者对往生亲人的情感寄托，但从中亦可见庐隐与基督教的关系之深刻。基督教精神对庐隐文学创作有重要影响，是庐隐悲哀忧郁的文学天地里一抹神圣的理性之光，使她的创作散发着永久的文学魅力。
